金、银的熔点远高于青铜，以铸造铜钱的工艺来铸造金银钱，主要的问题是材料的耐热性和干燥度。耐热性不够，则表面易破坏，导致铸成品粗糙或不易脱模。相对铸铜钱适当的干燥度，在 高的温度下，残余水分大量气化，或进入型腔急剧升高气压使得金银液不得注满而形成铸缺，或直接导致材料崩塌使得型腔被破坏。因此，选用适宜的材料和工艺以满足 高的耐热性和干燥度的要求，是金银钱铸造的关键。北宋早中期的金银钱品种较少，唯五台出土的淳化金钱存世量较大，可以一窥其工艺特点。其钱面字口往往较铜钱模糊，时见浇汁未到的缺陷,普遍可见修整痕迹。这一现象说明了这些金钱很可能是将预制的造像模块粘合于小平铜钱背面作为母钱而翻砂所铸，技术确实存在问题。太平通宝铜钱版银钱有精铸者，其形制特征颇似开元银钱；精铸版淳化金银钱则精致得几近 ，字口钱体无可挑剔，地幛极其细密平整，可能铸造方法也大体类同，乃是用极细密的硬质陶范甚至瓷性范铸出。翻砂技术的突破看来是在徽宗一朝实现的，崇宁以后各年号均有铸工精美之金银钱，而且明显地应用了翻砂法。南宋技术上 为成熟，尤其宫钱完全形成了稳定的工艺，百余年间制作如出一辙，字画传神入微，钱体格局匀称。技精如斯，亦可谓观止了。

 铸造机构

  宋承唐制，以文思院主掌御用器物造作。《宋史?职官志》：“文思院隶工部。……掌金银、犀玉工巧及采绘、装钿之饰。凡仪物、器仗、权量、舆服所以供上方、给百司者，于是出焉。”“少府监”条下云：“凡进御器玩、后妃服饰、雕文错綵工巧之事，分隶文思院、后苑造作所，本监但掌造门戟、神衣、旌节、郊庙诸坛祭玉、法物，铸 印朱记，百官拜表案褥之事”。又云：“……诸州铸钱监监官各一人。以上并属少府监。”史籍中有关文思院铸钱样、锡母亦屡见记载。由此可以推知，文思院既拥有 的铸钱技术，又总揽“金银、犀玉工巧”之类制作，则宫钱的铸造主要由文思院承担、有时也涉及后苑造作所等机构大致是可以成立的。然而两宋金银钱并不能笼统地都以宫钱视之。北宋有一部分略为粗率的银钱，或可认为是某些钱监所铸，例如徽宗时银钱精致程度明显有所悬殊，或因普通钱监技术之改进落后于内府之故。南宋金银钱铸造皆精，当亦由于改进成熟的技术已经推广。所以对于南宋金银钱实物作是否宫钱的判别时，精粗的比较有时已无特别意义，主要还须从形制细节和文字内容着眼。

关于宫钱

  谈及宫钱，自然 推南宋，因其与行用钱的区别泾渭分明，形制精良、文字秀美，赏鉴之余复可补徵史事。南宋宫钱的铸量也是不少的，周密《癸辛杂识》记杨琏真伽发宋陵事云：“金钱以万计，为尸气所蚀，如铜钱，以故诸凶弃而不取，往往为村民所得。”这些“金钱”应为宫钱无疑，且既然“为尸气所蚀，如铜钱”，则恐当以银钱为主。迄今为止，已发现的宫钱品种虽已不少，但或许还远非全貌。在研究南宋宫钱时，特别要注意一宫数名的现象。南宋宫殿规模远不及北宋，所谓“宫殿制度皆从简省，不尚华饰。……重华、慈福、寿慈、寿康四宫，重寿、宁福二殿， 异额，实德寿一宫。” 南宋太后、太 太后宫殿名可考者，有慈宁、慈福、寿成、寿慈、慈明、慈元、仁明（寿康例同德寿、重华，而慈懿李后卒于光宗之前，故寿康不应视为李后宫名）等，大部分已发现有寿庆宫钱。此外，节名钱唯见天基，年号钱也不过数种而已，此中大面积的空白将来是否得以一一填补？当然，不能坐想一个有朝一日完全填充的表格，不过新的发现，包括吉语祝仪类宫钱的未见品，亦为理所当有。至于北宋金银钱，历来泉家的态度比较慎重，不轻言宫钱与否。早期金银钱形制文字与行用铜钱几无差异，存而不论自亦不失明智。自绍 以后，凡形制文字明显有别于铜钱、铸工精致异于常品者，大抵皆可以宫钱视之。 “巡贴直万”金钱，前辈多以为辽国 室赏赐钱。亦有人认为是专门的博戏钱，恐不免如荆公说字，失于牵强。愚意或为有凭信作用的赏赐钱，可按面值兑付铜钱。简单地认为契丹人称钱为贴是未必确实的，其实并非其独创而是受中原的影响。“贴”之与钱相关联，大致可以溯源到唐时书帖以为付款凭据，宋辽时双陆打马等赌博中赏钱一份称为一贴，直到后来称纸钞为贴，凡用“贴”指钱时几乎都带有凭信符号的意味。此泉书法风格之朴拙自然与普通辽钱类似，制作精粗则有天渊之别。辽国冶铸及金银加工的发达是公认的，行用钱铸工的粗劣实乃省工和不重视所致，而 室金银器及饰物的制作则无不精好，历年考古中多有发现，其工艺水准较之中原毫不逊色。“巡贴直万”金钱以前的论述很少，且往往将其与其他巡贴类铜钱相提并论，由于史料无载，定义为“ 室赏赐钱”当然也是正确的，所以向来未见深究。其实，既然它出自宫廷，用于赏赐，便称之为辽国赏赐宫钱亦无 。此外，大康通宝银钱、契丹文银钱也都形制规矩、铸工精湛。相形之下，通常认为受汉文化影响 深的西夏、金尚未发现类似的宫廷金银钱，或许也从一个相对细微冷僻的角度提示了以往对辽国在朝廷礼制、文化习俗与中原交流和趋同的一面认识有所不足。

金银钱的流通

  两宋金银钱是否具有货币的功能？长期以来，钱币学界的主流观点似乎是趋于否定的。如罗雅萍《南宋宫钱初探》一文的末尾，在认定南宋时“白银的货币地位已经确立”、“ ……货币地位已基本确立”的同时，又认为虽然“确有使用金银宫钱的事例”，“但购物者都为 中人，没有一例是市井百姓，以此来证明金银宫钱曾作为货币使用，是缺乏说服力的。”“南宋金银宫钱 能也没有必要作为货币进入流通领域”。结论是：“南宋宫钱尚不具备货币的基本职能，不能确认为货币。” 这种论点源于旧有的关于货币及其流通的狭隘观念对学界的桎梏。 先，“ 能”本不成立，因为金银钱已经进入了流通。张知甫《可书》载：“道君既逊位，乘轻舆出东水门，……见卖蒸饼者，于筐夹中取金钱十文，市一枚以食。”诚然购买者是“ 中人”，价格上也 非一般的市易，但与之交易者未必不是“市井百姓”吧。民间对金银钱作为支付手段是否接受？周密《武林旧事》卷三记元夕召卖食者进宫事，引姜夔诗云：“ 客钩廉看御街，市中珍品一时来。廉前花架无行路，不得金钱不肯回。”《宋人话本七种?志诚张主管》中，开线铺张员外的小夫人赏李主管十文银钱，张主管十文金钱，这位小夫人应该不会是什么金枝玉叶的人物吧。其实假如市场不予接受，则金银钱作为赏赐物也便了无意义了。再者，金银钱是否进入流通领域，问题在于当时有没有发生过，而不在于现在看来有没有必要。仅就必要性泛泛而论，则既有铜铁钱、纸币，钱制混乱时还杂用谷帛，金银何尝一定有作为货币的必要？倘若一定要以现代货币学的观点去衡量古代货币在当时的职能，恐怕中国历史上的铜钱和纸币很多时候都还未必算得职能完全的货币呢。历史上的实际情况是金银作为货币使用几乎没有间断过。《隋书?食货志》云：“梁初，唯京师及三吴、荆、郢、江、湘、梁、益用钱。其余州郡，则杂以谷帛交易。交、广之域，全以金银为货。”又云：“河西都郡，或用西域金银之钱，而官不禁。”两宋期间，法禁的重点在于销金，因为“一经靡坏， 复收，甚无谓也”（徽宗语）。对于金银作为货币流通向来是许可的，亦未尝有禁民间用金银钱的律令。金银流通无碍，则金银钱至少作为 碎金银参与市易是不成问题的。岳珂《金佗稡编》卷五载：“省札：岳飞本军月支钱一十二万余贯，米一万四千余石。今宽剩支银一十万两，每两二贯三百文；金五千两，每两三十贯文，共准钱四十万贯。”以此数据计算，每贯合六百文；宋制一钱合今4克，而多数金银钱的重量正好与之相若，则当时以称量价值计，银钱一文约值铜钱100－150文，金钱一文约值三贯左右，这样的价值额度在日常交易中是比较适用的。民间行用金银既久，外国金银币的使用都已经很常见，则本国金银钱的使用夫复何疑。因此，金银宫钱大抵无非赏赉勋 的 金属钱币，铸造目的固不必在于流通需要，而行用也不存在来自官方或市场的阻碍，作为货币的地位与普通金银是一致的，其价值当以称量价值为基准。其他金银钱的使用和价值亦是如此。由于金银钱轻重适中、形制规整，既便于使用又具有一定赏玩价值，故其价值可能会略高于称量价值，但也不会高出很多以致奇货可居，否则就不至于被大量销熔而存世寥寥了。南宋四大将之一的张俊喜欢将银子“每以千两熔一毬，目为没奈何”，明清时将大块金银称为“没奈何”大概就是张循王的遗泽吧，如今视同奇珍的金银钱，很难说当初有多少竟化作了这等粗蠢之物。两宋时金银常有以“星”计量的，元明以后亦相承沿用，今人多认为一星相当于一钱，也有认为一两者。其出处大抵以数百为数，用途多为买田置宅、馈赠川资之类，比照当时的物价，多以一钱为是，但有时也有例外。如何薳《春渚纪闻》卷第十“瓢内出汞成宝”条下云：“夜以水银一两投中，翌早收取二两干银也。……既日获一星之利，于是厚为己奉。”此处一星显然等同一两。不过，很可能“星”一开始并非重量单位而是计数单位。“星”本指细小、圆点状、光亮之物，故用以概指金银粟、豆、果乃至金银钱，这类物品形状均较规整，重量多在三五分到一钱左右。大概要到明代，“星”才终于固定成为计重一钱的重量单位。金银的贮藏和流通，关系历代财赋制度、对外贸易甚多，耐心地挖掘和收集资料，应该可以开展一些有所创见的研究。（供稿：连云港市广源金银珠宝有限责任公司）